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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某聚眾斗毆案的二審辯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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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審判員:

        上訴人孫某聚眾斗毆一案,上訴人不服通州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向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律師作為孫某的二審辯護人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對孫某構成聚眾斗毆罪不持異議。上訴人孫某在其門口發生糾紛后,將有相關糾紛的情形告知了被告人劉某,并在之后幾次電話并催促劉某盡快到糾紛現場。在劉某到達現場后,上訴人孫某又向劉某指明糾紛的具體地點。雖然孫某沒有直接參與毆打,對劉某召集他人并購買器械等情節并不知情,但可以認定孫某與本次聚眾斗毆有直接關聯,劉某正因為孫某的告知與催促才會及時趕到現場,前后存在因果關系,故上訴人孫某應對此次斗毆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為此本辯護人認為上訴人孫某的行為已構成聚眾斗毆共同犯罪,應對此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故對孫某構成聚眾斗毆罪不持異議。

          二、 一審認定的部分事實證據不足。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孫某也把汽車調頭停在路邊,被告人劉某靠近被告人孫某停車后,再次向其確認對方人員,被告人孫某再次指示對方位置,并要求被告人劉某“收拾”對方。被告人劉某允諾后,被告人孫某駕車離開現場。”關于是否孫某說過“收拾”一節,本案一共只有兩份證據證實,其一是劉某的供述,其二是馬某的供述。但兩人在開始的訊問中均未供述孫某說過“收拾他們”,都是到了后期兩被告人才更改口供,供述孫某說過要收拾對方。辯護人認為劉某有為自己進行開脫之嫌,加之劉某對孫某在事發后第一時間向公安部門檢舉其組織斗毆極為不滿,很可能會編造“收拾”一節來加重孫某的責任,從而為自己減輕責任。而被告人馬某則存在反復,其開始的供述并未說到孫某說過“收拾”一節,后因受公安部門教育,才作出了與劉某完全一樣的供述,指證孫某對劉某說過“好好收拾他們”。其改變口供的理由是說覺得孫某是個老板,能幫忙不說就不說,辯護人認為該理由明顯不合理,孫某是否是老板,與馬某毫無關系,不存在因為孫某是老板,所為才為他進行隱瞞。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為了應證劉某所說的話,才在后期對口供進行了更改,其目的是為劉某的罪責進行開脫。而且,孫當時只是向劉某指出了參與糾紛人員的大概范圍,并未明確指明對方鬧事的是誰,連收拾的對象都不明確,怎么可能說“好好收拾他們”?

            關于孫某是否對他人說過“馬上會有五六個人來”,辯護人認為這句話只有萬德林一個陳述,并無其他證據應證,且有多人反映孫某當時沒有說這樣的話,也不可能有人會說“二哥哥”這句話。故該節事實證據不夠充分,亦不宜認定。

            三、上訴人孫某構成自首。上訴人在事發后第一時間即打電話報警,告知了警察在其公司發生的事件,系主動投案。由于他本人對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用認識有誤,認為自己并未參與斗毆,故沒有直接去公安派出所投案,擔在公安部門電話通知后則很快就去派出所,并將他參與的全部事實向公安部門作了供述,從其第一次訊問筆錄可以看出,孫某已將其所知的全部事實均作了如實供述。而且,由于限于上訴人本人的法律水平所限,其可能一開始認為自己沒有犯罪,但到了后期,上訴人在公安部門的教育下已經認識到自己構成了犯罪,故從一審開庭筆錄中可以看出,孫某對起訴書認定的罪名并沒有意見,表明其已認罪。在這里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如實供述并不要求被告人的供述與其他被告人或證人陳述句完全一致,因為人的記憶是會有差錯的,只要求其對主要的犯罪事實是否已作供述來進行判斷。例如孫某在一開始向公安部門供述時,就說是他先打電話給劉某的,這本是對孫不利的供述,孫某如果不是記錯是不會這樣說的。但后期通過通話記錄我們看到,是劉某先打電話給孫某的。因此,辯護人認為雖然孫某的供述與劉某不一致,亦不能認為孫某作了不實供述。但由于“收拾”與“馬上會有五、六個人來”等事實不能完全被證實,即使是事實,因人的記憶會有差錯,孫某的供述沒有與劉某等人供述完全一致是有可能的和可以理解的。從孫某的多次供述及一審階段孫在當庭供述上看,其對自己的主要的犯罪是承認的,并明確表明自己認罪,故依照我國刑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孫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此外,孫還有檢舉揭發劉某犯罪的行為;孫某在事發的后的第一時間即向公安部門檢舉揭發了劉某組織參與聚眾斗毆行為,從而促使劉某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幫助公安部門在很短的時間內即破獲此案,孫某在其中的作用顯而易見。     四、 孫某不應對持械一節承擔法律責任從法庭查明的事實可以得知,對劉某購買器械并持械進行斗毆一節,孫某完全不知情。辯護人認為因孫某告知劉某糾紛的事實與地點,并催促劉某趕到現場并參與糾紛處理,雖然孫某并無明確的意思表達要求劉某斗毆,但劉組織人員對糾紛人員進行斗毆 并不超出孫某的預見范圍(即概括性故意),故辯護人認為孫某應對聚眾斗毆承擔法律責任。但對持械一節,孫某確不知情,從現有的證據看,劉某購買器械是其判斷對方有多人,為了在參與斗毆中不吃虧,才自作主張購買了斗毆器械,劉某持械一節應認定超出了孫某的意思范圍,應運用共同犯罪中的意思過限理論,判定由劉某等人自行承擔持械一節的加重責任,符合本案的實情。為此辯護人同意檢察院在一審中的起訴書意見,請求合議庭認定上訴人孫某對持械聚眾斗毆這一加重情節不應當承擔責任。

            五、 孫某的主觀惡性不大。從查明的本案事實可以看出,劉某是主動提出要求參與糾紛之中,并在孫某不知情的情形下,積極組織房某、馬某等人,并購買斗毆器械使整個問題處理升級,并造成一人輕傷,兩人輕微傷的后果,劉某因在業務上有請于孫某,其很想在此糾紛處理中表現一下自己,其參與糾紛處理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十分明顯,而相比之下孫某則較為消極,也未積極組織策劃或唆使他人進行聚眾斗毆,其主觀惡性明顯不強。

            六、 本案被害人在糾紛的起因上明顯存在過錯。首先,被害人在事發前一天相關糾紛已經孫某協調處理過的情形下,仍上門到孫某的公司門口主動鬧事,造成事態升級,在爭吵中被害人陸早祥還準備用磚頭砸孫某,該節事實有多人證實,可見被害人在事件的起因上存在明顯過錯,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七、上訴人孫某在事發后積極賠償,并獲得被害人諒解,且孫某及南通長江設備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為平潮鎮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是納稅大戶也為數百名員工提供了崗位;雖然孫某在十年前有過因行賄被判一年的劣跡,但由于此事距今已過十年,應不構成判緩刑的法律障礙。

    綜上,辯護人對上訴人孫某構成聚眾斗毆罪不持異議,但認為一審判決在部分事實認定上證據不足,且存在自首情節,請求二審法院予以更正。孫某對持械一節完全不知情,不應對持械這一加重情節承擔責任;加之孫某主觀惡性不強,劉某則在糾紛處理中十分積極主動;經及被害人在起因上存在過錯,孫某在事發后積極賠償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其在本鎮在經濟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等因素,請求二審法院能在量刑上考慮到辯護人上述的各種因素,對孫某從寬處理,能夠減刑處理或適用緩刑。

     

     

     

    江蘇博事達律師事務所

    律師: 姚彬

    20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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